卷入朝鲜战争的各方，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唱主角的最初是四处游说的金日成，随后是积极推动的斯大林，战争爆发(特别是美国参战)后则是毛泽东。在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中国出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学术界，其疑点之多，争论之大，在历代战争史上鲜有他例。冷战结束20多年后，随着俄罗斯、中国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国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应该说，中国出兵朝鲜这一历史过程的脉络现在已经大体清楚。在这一基础上，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讨论毛泽东做出这一决策的动机。
一、中国出兵朝鲜的曲折过程
从军事角度看，1950年10月前中国军队有两次出击的有利机会。当朝鲜人民军向南方推进时，中国领导人准确地估计到美军可能采取在后方偷袭的战术，并力主出兵援朝。如果这时斯大林允许中国出兵，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东西海岸线摆上几个军，仁川登陆绝无成功的可能。美军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当朝鲜人民军开始向北败退时，中国领导人又主动要求出兵。而此时美国对于是否越过三八线攻击朝鲜仍有些犹豫，尽管由于有利的战局迫使白宫接受了麦克阿瑟积极北进、突破三八线的主张，但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还是为前线部队的行动设置了条件，即如果在北朝鲜出现了苏联或中国军队，如果苏联或中国发表声明准备出兵，美军都不得继续在地面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这时斯大林同意中国出兵，在三八线附近摆上几个军，美国军队完全可能止步于三八线。然而，这两个机会都错过了。当斯大林10月1日要求中国出兵时，联合国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则已全无还手之力。中国出兵的所有军事上的有利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也正是出于这个判断，麦克阿瑟后来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出现在北朝鲜。
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应。10月1日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是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会后(10月2日)毛泽东急电高岗，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同时，毛泽东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回电，通知他中国将于10月15日出动第一批部队。然而，毛泽东的电报却没有发出去。根据目前中国的史料和当事人回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多数人主张对出兵朝鲜的问题要谨慎从事。会议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得收起已经起草的电报，而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并告知，“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因此暂时还不能出兵。不过，毛泽东又说，这还不是最后决定，还要开会商议。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上仍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并列举了种种困难。会议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这时，有一个重要人物尚未到场，就是正在西北主政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毛泽东本来任命台湾战役总指挥粟裕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但粟裕因病未能到任，而林彪的病情更加严重，也无法承担这项工作，于是领兵出征朝鲜的担子就落到了彭德怀身上。由于天气原因，彭德怀乘坐的飞机于10月4日才到达北京。当天下午彭德怀赶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意见分歧很大。会后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共进晚餐，了解到一些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情况。彭德怀自然明白毛泽东请他来京的目的，思前虑后，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征求彭对出兵的意见，彭德怀表示赞成出兵的决策。于是，毛泽东请彭挂帅出征。彭沉默片刻，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于是，在下午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表了一番“打烂了再建设”“迟打不如早打”的慷慨陈词。毛泽东为进一步说服众人，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带苏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来找毛泽东。毛在丰泽园会见苏联客人后又返回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做出了出兵的决定。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
10月6日晚毛泽东接见罗申，告诉他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及发展前景的分析，并对中苏联合对抗美国感到兴奋。毛说，应该让美军在北朝鲜分散驻扎，以便于将他们各个击破。另外，中国也需要做准备。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非常差，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没有空军，无法向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此外，中国目前也没有资金购买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所有这些，都需要苏联提供帮助。因此，将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联向斯大林当面汇报。
10月8日早晨6时金日成收到了中国使馆转交的密码电报。得到中国出兵的消息后，金日成感到，“现在我们有了光明的前途”。同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十三兵团及所属4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3个炮兵师，待令出动。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苏联的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
关于10月1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会谈的情况，曾经众说纷纭。根据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很多问题现在已经清楚了。会谈的结果是，由于中国武器装备太差，又没有空军掩护，而苏联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所以决定不再派兵援助朝鲜。朝鲜除留一部分部队开展游击战外，尽快组织政府和军队向中国境内撤退。应该说，苏联的武器装备半年后才能到达和中国国内面临的困难，都不是做出暂不出兵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因为毛泽东在10月5日决定出兵，并确定部队出动日期为10月15日的时候，对这些情况已经有所考虑。毛泽东期待的主要是苏联空军能够配合作战，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空军不能立即出动，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实际上这时的苏联空军已经做好了准备，除第151歼击机航空师已经部署在沈阳外，苏联空军还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机航空师，随时可以前往中国。斯大林之所以表示要在中国出兵两个月后再出动苏联空军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毛泽东“犹豫”数日后才决定出兵的意图有所怀疑，对中国出兵是否能达到预期的军事目的没有信心;二是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10月8日)，两架美国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显然是把这一事件认定为美国发出的警告，苏联的反应相当“温和”，行动就变得更加谨慎了。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中国军队整装待发之际，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的意见却是要放弃北朝鲜，而且电报的最后一句讲得很明确：“等待您的决定”。10月12日下午3点30分，毛泽东看到了电报，当即表示同意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决定。晚10点12分，毛又致电斯大林，告知“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收到毛泽东电报后，斯大林立即致电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和军事顾问瓦西里耶夫，要他们向金日成通报11日联名电报的内容，并特意指出：毛泽东同志同意并赞成这次会议达成的意见。金日成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就在金日成和斯大林已经绝望的时候，中国又突然做出了新的决定。毛泽东同意不出兵显然是有所考虑的，实际上，他在正式答复斯大林之前所下的命令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第九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并叮嘱：在干部和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同时，要彭德怀、高岗回京商谈。毛泽东采取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表明：在苏联空军暂不出动的情况下，第一，他本人仍然倾向于出兵;第二，对于中国军事指挥员是否同样坚持出兵没有把握。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依然主张出兵，并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于晚9时召见罗申并告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它能够打李承晚部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努力准备第二梯队。”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又说，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苏联提供的装备支付现款，“希望以租赁方式得到这些装备”。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领导人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的确出乎斯大林的意料。接到罗申的第一封电报后，斯大林便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刚收到毛泽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泽东关于此事的详细通报。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斯大林于14日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共同决定。”
14日凌晨，毛泽东电令华东局书记陈毅：第九兵团仍照前定计划集结，待命开往东北;高炮团仍须即刻开往东北。又致电周恩来再次指出，志愿军入朝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使敌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以此“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要问题就是看“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以及苏联是否可以用租借的办法提供军事装备。14日晚，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并让他向斯大林通报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方略：全军26万人于10月19日同时出动，10天之内完成渡江向南开进，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构筑工事，待“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即在6个月后再发动攻击。这样做，“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得悉美韩军队已经准备进攻平壤的消息后，15日凌晨毛泽东急令高岗和彭德怀提前行动，先派两个军于17日和18日分别渡江，赶赴德川地区构筑工事。同日，又告周恩来，请苏联先调派一个空军师来北京，“以保护首都的空防”。
仔细阅读这些电报可以发现，毛泽东做出这种“出而不战”的部署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敌军北进速度较慢或停止北进(美军犹疑和人民军阻滞)，为志愿军固守待援留下了时间和空间;第二，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参战和6个月后苏联装备按时到达，则志愿军开始反攻才有把握。如此，就能将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境的地方，从而达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然而，这两个条件很快便发生了重大变化。
接到毛泽东13日电报时，周恩来已从黑海回到莫斯科，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译成俄文转交苏方，并于当夜约见苏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商谈武器供应问题。谈话间，周恩来询问苏联的意见，莫洛托夫声称他不能做主，一切都必须由斯大林定夺。然而，斯大林的答复令周恩来感到惊讶。斯大林让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能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帮助。斯大林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笔者猜测，很可能还是因为斯大林对中国的意图和能力有所疑虑：毛泽东是否会心甘情愿地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中国共产党是否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成员?更实际的问题是，即使毛泽东真心出兵朝鲜，是否有能力抗击美国军队?因为此时，斯大林又听到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10月13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美国1艘战列舰、3艘重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3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以及扫雷舰分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咸兴地区位于朝鲜北方平壤—元山一线的东海岸，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美国军队可能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并直捣鸭绿江，而此时朝鲜已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无法抵挡美军，那么苏联空军参战无异于引火烧身。斯大林不得不谨慎行事。
周恩来传回的消息，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不过，毛泽东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他17日致电彭德怀、高岗，一方面指示部队“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一方面要彭、高进京议事。关于18日会议讨论的情况，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记录，但结果很清楚——志愿军按原计划行动。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决断地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毛泽东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命令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4个军和3个炮师按预定计划自19日晚开始从安东和辑安两处秘密渡江，夜行昼止，隐蔽前进。
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踏上了朝鲜国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二、分析毛泽东决策动机的思路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动机，长期以来意见纷纭。
首先是对于一个基本史实的认定：中国出兵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关于这一点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一种是：中国出兵完全是毛泽东主动要求的，斯大林冒着扩大战争的风险被迫同意了中国的主张。苏联著名的军事历史专家沃尔科格诺夫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一种看法是：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是斯大林提出的，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并且只是在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1966年8月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在当时档案文献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人们根据局部事实做出这种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苏联解体20年后中俄两国档案文献陆续披露的今天，这些看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在美国介入战争以后中国如何援助朝鲜的问题上，以1950年10月为界，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毛泽东积极主张中国出兵，并数次直接或间接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而斯大林却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以致错过了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最有利的时机。后来朝鲜兵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金日成和斯大林都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助。在军事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力主出兵援朝，但多数中国领导人主张谨慎从事。随着战局不断恶化和苏联的步步退缩，毛泽东确实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但出兵援朝的决定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因此，究竟是斯大林迫使中国出兵，还是毛泽东迫使苏联同意出兵，不能一言以蔽之。同样，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对毛泽东做出参战决策的动机进行分析，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以往研究者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或动机的推断各执一词，各有所据。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判断，一种是“安全说”，一种是“革命说”。前者认为，由于联合国军向鸭绿江推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保证中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中国必须介入战争，并把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界的地区。而“革命说”主张，美国对朝鲜的占领直接威胁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并且影响到亚洲革命的成功。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朝鲜战争，乃是毛泽东的革命学说和革命精神使然。确切地说，中国出兵朝鲜的历史过程如此曲折复杂，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战场情况和外部条件如此变幻多端，毛泽东在决策时的考虑绝不会是单一的，不变的。
从中国领导人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过程看，其决策的客观条件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决策目标，前后多次发生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以下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5月14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台湾的战役。毛泽东得知斯大林已经同意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以完成对南方的解放和统一。从理念和本意上讲，毛泽东并不反对朝鲜通过武力手段实现统一的方针，因为这完全符合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不过，他希望金日成等中国完成统一，即解放台湾后再采取行动。既然斯大林已经拍板，毛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既成事实，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时，金日成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声称不需要中国的任何帮助。毛泽东只是提醒朝鲜要提防帝国主义的干涉。
第二阶段，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涉，并在联合国的批准下组织了多国部队。中国及时做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以备不测。在朝鲜人民军不断向南推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醒莫斯科和平壤，应防备敌人在侧后登陆，并提出中国可以派出军队，化装成朝鲜军队秘密参战，帮助守备后方海岸线。如此，就有可能在不暴露中国参战的情况下，帮助朝鲜取得全胜。然而，尽管金日成也有此意，但斯大林始终没有认可。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由此错过。
第三阶段，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朝鲜人民军的后路被切断，主力部队陷入包围，战局出现逆转。中国政府同时向苏联和朝鲜提出紧急出兵的要求，其目标是在人民军北撤的同时，帮助朝鲜政府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以阻断敌军继续北进。关于出兵的形式，周恩来没有具体说明，只是说中国军队可以提供帮助。斯大林坚持要朝鲜人民军主力全部撤回三八线防守，没有理会中国要求出兵的建议。如果此时中国出兵，保持三八线的原有状态应该问题不大，而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既能够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也不致引起美国的报复。
第四阶段，1950年10月1日，朝鲜人民军主力已被击溃，三八线一带处于无人防守的状况，联合国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北进。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要求中国立即出兵，给予朝鲜直接的军事援助。中国多数领导人认为出兵的有利时机已经错过，主张谨慎行事。毛泽东说服其他中国领导人，决定组建志愿军，于15日开赴朝鲜，在苏联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协同作战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此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认为，中苏联手与美国军队作战，就能打败美帝。现在看来，至少阻断联合国军继续北进还是有一定把握的。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见斯大林，主要是商议苏联提供援助的具体事宜。
第五阶段，1950年10月11日，联合国军迅速向北挺进，美国军队也已经越过三八线，同时美国飞机袭击了苏联边境地区的空军基地。在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只能在两个月以后才能出动，而周恩来坚持中苏两国同时出兵。双方谈判的结果是放弃朝鲜，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毛泽东最初同意了这个意见，后又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志愿军于19日先行出动，在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山区建立防御阵地，等待苏联装备和空军到达后再展开进攻。后因形势紧迫，毛泽东又将部队入朝时间提前到17日。中方估计，这种“出而不战”的作战方针仍可将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境的地方。
第六阶段，1950年10月18日，朝鲜已经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又发现美国大量军舰出现在三八线以北的咸兴地区海面，形势更加危急。斯大林命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即使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出动，也只能帮助保护中国领空，而不能入朝协同志愿军作战。毛泽东再次召彭德怀进京紧急磋商，最后仍决定，志愿军所有部队照原计划于19日开始过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只能凭装备低劣的陆军单独与占有海空优势的联合国军作战，能否取胜或迟滞敌军北进，已毫无把握。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随着战场形势和苏联态度的变化，中国出兵决策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也不断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必然要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决策目标。于是，其决策的动机自然也会出现多方面的考虑。综合分析目前各种史料揭示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关于出兵朝鲜的言论和行为，可以判断，中国决策的动机大致有4个方面的内容，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现而已。
三、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动机
第一，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研究证明，到1949年初，当中国革命已经露出胜利的曙光，斯大林也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转而支持中共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成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达成了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如愿以偿，立即组织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北京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后来又成立了马列学院分院。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指导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而当时只有朝鲜仍然直接处在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下。中共中央认为，援助亚洲革命，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当朝鲜革命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时，毛泽东自然会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其实，早在1949年5月金日成提出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归国时，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后来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表示要给予援助。看来，这时亚洲革命领导者心态发挥了作用。
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只有出兵援朝，才能真正全面地掌握亚洲革命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在10月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由此联想：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这里的含义十分明确。此外，从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于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中央王朝”的理念。在他的辞典中，东方情报局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理念在现代社会和革命时代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既有伟人的气魄，也有领袖的欲望，尽管不宜言表，却是在其脑海里贯穿始终的。
第二，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在毛看来，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他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华民族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在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3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选择，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共产党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革命的口号有利于宣传，也能打动人心，不过还应该看到，这种考虑的限度在于初战必胜，如果没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把握，只靠革命的勇气和激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美国仁川登陆之前，毛泽东数次要求中国秘密参战，应该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
第三，对中国边境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显然，在战场形势已经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想要在军事上取得全胜的想法应该淡薄了。相反，这时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已经凸显出来。现在的史料表明，在联合国军向鸭绿江逼近时，美国的确没有任何侵犯中国的意图。早在8月25日，那时联合国军在朝鲜正节节败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NSC73/4)就规定，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范围之内。无论中共部队是有组织地公开投入朝鲜战争，还是进攻台湾、澎湖列岛或印度支那，都不要使美国军队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为此，美国政府多次否决了麦克阿瑟关于封锁和轰炸中国的提议。至于1950年8月—9月美国飞机对安东(丹东)的扫射和轰炸，很可能只是偶然事件。笔者曾采访时任安东市市委书记的高扬，得到的回答是，在中国出兵之前，落在安东的炸弹只有一两颗。根据丹东的档案记载，1950年11月以前，美国飞机只是偶尔对该市进行过袭击。此后，特别是1952年以后，美国的空袭才变得频繁起来。在美军的轰炸中，横跨安东和新义州的鸭绿江大桥只是在朝鲜境内的那半边被炸毁，似乎也可以说明美国人的意图。不过，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袭扰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氛围中，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也是十分现实的。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道：当时我们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
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边境安全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按照黑海会议的安排，朝鲜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万一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实际上，斯大林10月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已经表达出这种意向。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他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中国都无法保证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才提出了把“国境线”向南推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从上述第四、第五阶段中国领导人的战术安排看，这种动机应该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是，这种考虑同样存在一个限度，即只有在军事上有把握阻挡联合国军的进攻，才能达到使战火远离中国边境的目标。中国多数领导人最初反对出兵，正是因为心里没有这样的把握。只是在毛泽东把苏联出动空军和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作为保障条件的情况下，大家才接受了出兵的主张。然而，当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不能协同志愿军作战后，这种保障条件已经消失，出国作战的前景自然十分暗淡。相反，如果初战不利，被美军打回，还可能引火烧身，造成更不利于边境安全的局面。这时毛泽东的说法是：“即使打不过美国也要打。”显然，向南推移“国境线”在这里已经不是主要考虑了。这就是说，在保障边境安全和中国主权之外，毛泽东还有更深层的考虑。
第四，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态势以保障中共政权的巩固。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是一个经过多年战乱洗劫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外是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国内是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再加上蒋介石伺机反攻大陆，新政权的巩固自然是中共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擅长组织农民土改，发动武装斗争，鼓动社会舆论，但是完全没有从事经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经验，更没有登上过国际舞台。因此，无论是对内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还是对外开展国际斗争，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新中国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的政治基础，也是新生政权得以巩固的基本条件。这时爆发的朝鲜战争，特别是美国的参战，无疑构成了对中共政权的最严重威胁。
然而，为了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在全国民众面前树立起中共作为执政党的高大形象，毛泽东不得不在与苏联缔结同盟的谈判中与斯大林进行顽强的争斗。斯大林最初阻止中国出兵，后来又在出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一再退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毛和中共不信任。对于这一点，别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毛泽东心知肚明。他在国共和谈及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已经两次顶撞斯大林，后来反复讲斯大林把他看作是亚洲的铁托，说明他很了解斯大林对自己的印象，至少他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于是，在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出动空军协助中国军队赴朝作战的最后关头，毛泽东就面临着一种命运攸关的选择。但是，他只能选择出兵，否则，刚刚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新中国所指望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也不会如期到来。先前中国已经与美国决裂，现在又要得罪苏联，其结果必然会给刚刚建立的政权带来极大威胁。毛泽东在党内反复讲“三驾马车”的故事，既是说服众人的理由，也是他对形势估计的真实感受。毛此时所说“即使打不过美国也要打”，就说明他考虑的已经不是军事上的结果，而是新政权的生存问题了。至于在这种条件下出兵的结果，毛泽东只能寄希望于斯大林履行中苏同盟条约的义务了。如果说这是一次政治赌博，那么中国出兵的结果表明毛泽东赌赢了。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把美帝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以及保持中苏同盟战略态势的深层思考，这4个因素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所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相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的决心了。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如果把决策的目标是否实现作为决策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在中美开战后3天斯大林便做出苏联空军出动到朝鲜境内作战的决定，以及中苏同盟在战争中得到巩固和提升的事实说明，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是成功的。至于说中国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甚至得不偿失，那么从逻辑上讲，这并不是出兵决策的错误，而是没有适时收兵造成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在1951年1月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议案，那么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